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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王阳明这种人物都不鼓励打官司，更何况普通文官呢。甚至连孔子都说：“听讼，吾犹人也，必也使无讼乎”，鼓励息讼“使民无争”的理念。

    如果光是嘲笑孔夫子、王阳明这样的儒家圣人迂腐，那就太浅薄了。他们这一套理念，是基于一整套儒家道德逻辑的。他们打造的传统社会统治体系，是家天下理论，国是由家扩大开来的，一个个家庭是组成国家的基础。

    秉持的是以亲情为基础，由家庭扩充到社会，再扩大到国家，甚而扩大到整个天下的德治思想。利用这种以家庭为根基，再向外扩展的治理思想，利用情感共同体对社会秩序进行自我维系和自我管理。

    这一套理论被儒家不断推广了上千年，已经渐渐形成了牢固的传统。至少在乡村社会，邻里之间产生纠纷，往往不会诉诸于法律，而是找长辈、德高望重之人来评理，一个宗族的，大家到祠堂里去公论，在祖宗面前把事情讲清楚。

    甚至到了21世纪，中国人依然是最不喜欢打官司的民族。甚至本能的产生出一种打官司很丢人的感觉，一旦出现想要用法律解决问题的想法时，亲戚朋友往往也会劝说，“有事好好说说，最好不要打官司”。这时候亲戚朋友起到的，就是长辈和德高望重之人的作用。

    正是建立了一套基于儒家宗法制度的文化，中国古代王朝才能用最低的成本进行统治，才能做到皇权不下乡而能管理整个社会和国家。

    一个县动辄十万甚至几十万人，像广东的番禺、南海这样的大县，人口将近百万，可公职人员就那么几个，县令加上师爷，一群吏员，总共不到百人。县令要处理的问题，是方方面面的，他要管兴修水利，要管征收税赋，还要管维持治安，能用到审理案件的时间和精力还有多少？

    可偏偏中国的县官还有时间喝喝小酒，吟诗作对。

    最大的原因就是他们让老百姓养成了不爱找官府的习惯，出现纠纷除非万不得已，绝不会找官府打官司。

    西方人则是另一种文化，鼓励竞争意识，敢于斗争被看作是勇敢，也是应该的。

    所以当西方人频繁的找中国官员为他们处理跟商人的商业纠纷时，中国官员会觉得洋人很烦，不太乐意搭理。

    这种不太管洋人的心态，让周琅找到了一个简单的切入点，他决定建立一套专门针对洋人的司法体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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