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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面临这股由无产无业组成的农民义军，当地的卫所官军与官府毫无建树，甚至败露出统治基层垂暮腐朽的弊端。

    如果说信仰是这支义军的精神力量，那么一无所有和对士绅贵族与生俱来的憎恨便就是求生力量。出身卑贱的他们或许说不出其中的大道理，以他们粗俗的说法：活着就要耕地种粮才有饭吃，没地没粮不但没吃食连命都活不了，还如何维持上一辈的延续？

    这所有的内在外在因素交集在一起，也就将这种潜在意识转变为暴力行为。出于对生命的尊重，他们也是人就得活着，如果需要造反才能活着，那便造了反。

    南京方面对这股骤起的暴民洪流，已然是习以为常。虽然抱着认真的态度去处理，却仍然在等待京师朝廷的应对旨意。半月过去，南京城并未派出一兵一卒南下支援剿匪。

    派援军镇压红莲社义军，张治不是没想过甚至收到急报当日，就拟写好了出军奏疏。可他不得不面对一个事实，南京城粮储一半已毁于一旦，上元、江宁两县近二十万人外加近七八万驻军的口粮已告急，还要支应北调的税粮。

    此时出兵，粮草辎重哪里来？

    何况应天府与南京官军系统遭受袭击，虽说还谈不上重创但一时之内是恢复不过来的。造反义军已经打入应天府境内，这仗即使再难打也得打。自古南京就是兵家必争之地，农民义军也罢妖人叛逆也罢，这一条造反铁律是不能忽略的。

    既然处于被动，那就被动到底。

    这是秦风给出的建议，虽说有些离经叛道，也有些残酷。明里暗里隐约带些示弱但绝不是妥协，更不是无所作为的消极情绪。

    出不出兵是个难题，敢不敢打也是个难题。既然都是难题，也只能让制造难题的那一方亲自过来解答，顺便一起解决了事。

    红莲社不是要来吗？那便让他来就是了。

    连宜兴和吴江这样的小县城都攻不破，拿什么来打南京？面对剽悍的狼兵和凶狠的团练乡勇的围堵，在南渡镇寸步难行已经很说明问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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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十二月十五日，南京中军都督府右都督谭国仁由凤阳赶回，顺便从中都留守司带来长淮、怀远两卫精锐加固对南京的防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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